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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之贡献-【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51:35 阅读: 来源:净洗剂厂家

论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之贡献

南北朝时期经学家的迁徙现象时有发生。迁徒经学家为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渐趋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一、促进了南北朝经学传习范围之趋同;二、促进了南北朝经注内容之变融;三、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文本之交流。迁徒经学家为隋唐经学的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迁徒经学家;贡献

南北朝时期虽战争频繁,局势紧张,但南北之间并非绝对阻隔,不相往来,其间各种原因、各种形式的迁徙现象时有发生。在诸多迁徙者中,经学家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史传所载,既有由北入南的经学家,如《梁书》、《南史》两《儒林传》所载之崔灵恩、孙祥、蒋显、卢广、宋怀方等;又有由南入北的经学家,如萧齐时奔魏之王肃及南朝后期因侯景之乱、梁陈灭亡等原因人北的颜之推及其弟之仪、明克让、何妥、包恺、张冲、沈重等。同时,北魏在平定凉州、青齐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一些经学家亦随之入魏,如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凉州平,经学家索敞、常爽人魏,为其培养人才甚众;献文帝皇兴三年(469),慕容白曜平三齐,大部分羁留北方之青齐望族被徙至代,称为“平齐民”。大约孝文帝执政的太和中期,平齐民得以陆续还乡,其中富有才学者如刘芳、成淹、崔光、高闾等为北魏所用,刘芳尤以经学著名,号为“刘石经”,等等。

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学术交流容易进行,迁徙的意义并不突出。一旦国家分裂,战争连绵,交流受阻,学术容易拘于地域,由迁徙而带来的学术交流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南北朝时期,因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导致了南北学术风尚殊异。具体到经学,《隋书·儒林传序》论南北经学传习内容及范围之别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笔者认为,《隋书》所论仅为南北经学之概况。实则,随着经学家的迁徙,南北经学之间的交流与碰撞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南北之间的学术壁垒,促进了南北朝经学的逐渐融合。概言之,迁徙经学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促进了南北朝经注传习范围之趋同

随着经学家的迁徙,南北朝经学在传习范围上渐呈趋同之势。这一趋势突出地表现在《春秋左传》的传习上。

《左传》南朝主要传习杜预注,北朝则传服虔注。崔灵恩人南促进了服虔注在南朝的进一步传播。崔氏之前,服注在南朝虽未绝迹,然传者甚少。崔氏北人,本习服注,人南后不改所习,故所讲服注“不为江东所行”。为适应南人风习,崔灵恩虽改说杜注,然其目的却在“申服以难杜”,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为申服注,崔灵恩“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崔氏的作为引起了专精杜学的南朝经学家虞僧诞的不满,虞氏“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世并传焉”意味着杜注一尊局面的终被打破。此后,南朝据贾、服难杜者当不在少数。《南史·儒林·王元规传》云:“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张冲所撰《春秋义略》中有“异于杜氏七十余事”,服注的影响及对杜注的冲击由此可见。与此同时,执杜者如王元规则进一步深研杜注,为之“引证通析,使无复疑滞”。因此,服注在南朝较大范围内的传播对其《左传》学研究产生了双向影响:既促进了贾、服注在南朝的进一步流传,又促进了对杜注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而南朝服注的渐趋流行显然与迁徙经学家崔灵恩的传播密切相关。

北魏早期经学家张吾贵曾兼讲杜注,但因其好为诡说,致业不久传,影响不至很大。笔者认为,杜注《左传》在北朝的传播终至流行,亦当与迁徙经学家的输入有关。

有明确记载较早为北朝统治者传授杜注并在北朝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贾思伯、思同兄弟。思伯授肃宗、思同授静帝以杜氏《春秋》。贾氏兄弟为齐郡益都人,《魏书》本传云“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授业”,知其经学基础为少时奠定,故受时属刘宋的青齐地区经学风尚的影响而习杜注,虽人北朝,亦不改所习,努力向统治者输入所习南学范围之杜注《左传》。

贾氏兄弟给最高统治者讲授杜注《左传》,同样引发了北朝长期的服、杜之争。《魏书·贾思同传》云:“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北史,儒林——李崇祖传》云:“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日《驳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由以上记载,知此争论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为当时儒林所罕见。争论的结果同样是各派著书立说,既促进了对服、杜注的深入研究,又促进了杜注在北朝的进一步流传。

由南北朝《左传》服、杜注的相互渗透可以看出,经学家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南北朝长期形成的学术壁垒。但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在其固有的主流经学风尚最初受到冲击时,新学与旧学之间往往存在激烈论争,这说明双方仍拘于门户,尚不能贯综古今、融通南北。至北朝末年,南方经学家大量北迁,并将南朝经学习尚带到北朝,但这种大规模的冲击并未如此前一样在北朝士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倒是北朝本土经学家房晖远、刘焯、刘炫等自觉接受南朝学尚,初步实现了南北经学的逐渐融合。换言之,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逐渐形成,是南北经学长期碰撞与交流的必然结果。

二、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注疏内容之交融

因经学宗主与治经风格不同,南北朝经学注疏也各有特色。经学家带有本土特色的经学注疏多在迁徙之前已经形成,一般不会因迁徙而发生质变(元善少至江南,受北朝经学影响较少,已南化,例外),而会随迁徙以讲学、著述等形式传播、影响于异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互间经注内容之交融。如由北人南的崔灵恩在南朝即拥有一个范围较大的接受群,《南史》本传云“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知南朝不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崔氏学说之影响。南朝经学家人北,与北方学者亦多所交流,如沈重受周武帝之请,于保定末至京师与诸儒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又于太学开讲,听者常千余人,此类活动同样有利于促进南北经注内容之交流。

南北朝经注多已亡佚,现存于《十三经注疏》中的佚注又经纂修者改造,非其原貌,因此该时期经注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已很难确考。诸经之中,唯《礼记》注疏尚留线索,此举以为例。

南北朝《礼记》学虽同宗郑(玄)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上也存有差异。简单说,南人重视义理,在宗郑的同时不废王肃之说;北人解经详实,在专尊郑注、重视文字训诂的同时又好引纬书等。崔灵恩《三礼义宗》之《礼记义宗》即带有较为典型的北学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崔氏带有浓厚北学特色的《礼记义宗》对南朝经学家皇侃的《礼记义疏》影响很大。《礼记正义》中有崔氏、皇氏同者多条,《正义》常用“皇侃用崔氏说”、“皇侃用崔灵恩义”等字样标出,这说明崔、皇之间存在明显的学术继承关系。崔氏生卒年不可考,然在《南史·儒林传》及《梁书·儒林传》中皇侃(488——545)皆列于崔灵恩之后,故其年辈当后于崔,其说承崔氏当无异议。又,唐修《五经正义》时,崔氏《义宗》与皇氏《义疏》尚存,孔颖达等距崔、皇年代较近,故其说当有依据。如此说成立,皇氏对崔氏成果的吸纳即意味着南学在一定程度上对北学的认同与吸收。

北朝治《礼记》最著者为熊安生,《礼记正义》除直接引熊氏说外,还多有熊氏与他人同解之处。统计《礼记正义》所引,其中有熊氏与明山宾、贺埸、沈重同者各一条,与庾蔚之、崔灵恩同者各三条,与皇侃同者十二条,孔颖达一般用“熊氏又解与明山宾同”、“庾氏及熊氏并云”、“熊氏、崔氏并云”、“皇氏、熊氏皆云”、“皇氏、熊氏等云”等句式标出。这意味着诸注疏内容当产生过互相影响。为弄清该问题,此将诸人前后影响之关系略考如下。

据《北史·儒林传》,熊安生“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宣政元年为公元578年,则熊安生大约生于公元490——498年。庾蔚之生卒年不详,据《册府元龟》,其于宋孝武帝孝建(454——456)中为太常丞,下距熊氏生年尚有四十余年,则庾氏长于熊氏甚多;梁天监九年(510)贺埸卒,熊安生最多二十岁,是庾、贺在世时熊氏著作几乎不可能产生:天监十三年(514)崔灵恩归梁,安生年仅弱冠,崔氏在北朝当亦未见到熊氏著作;大通元年(527)明山宾卒,安生三十余岁,著作完成并传到南方的可能性也不大;大同十一年(545)皇侃卒时,熊安生五十岁左右。然皇侃一生未曾人北,其时南北交流尚少,故皇氏见到熊氏注本的可能性也很小。

通过考察,笔者认为,南朝以上诸家都不太可能见到或借鉴熊氏成果,产生诸本部分注解内容相同的最为可能的原因是,熊氏在北方见到了南人注疏并加以借鉴与吸收,从而完善了自己的著述。我们看到,诸儒之中,熊安生年寿较长,又值江陵平,南方士人北归,南朝书籍流人北方,故熊氏有机会吸纳南人成果,完善自己的著作。也就是说,代表了北朝《礼记》注疏最高成就的熊氏《义疏》在一定程度上是北学吸收南学的结果。他之所以有机会吸纳南人成果,亦与南方经学家人北有关。

与熊安生发生关系的经学家还有沈重。《北史,儒林传》云重“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则沈重生卒年为公元500——583年,稍后于熊氏。沈重于江陵平后,曾入北讲经。熊、沈皆为南北硕学,年辈相当,二人之间当有交流。则熊氏与沈重解同之处,或为英雄相见,或为一方吸收另一方。无论哪种形式,就其实质来看,仍是经学家迁徙、南北交流增强的结果。

根据现存文献,虽然难以对南北朝经注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做出更多考察,然由史传记载及《礼记》例知,迁徙经学家确实促进了南北朝经注之间的互相借鉴与吸收,为隋唐经学融合态势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促进了南北朝经注文本之交流

因南北经学宗主不同、风尚殊异,又长期阻隔、较少交流,致南北朝经注文本差别较大,文本的交流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特点在崔灵恩的《集注毛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今《毛诗正义》所存崔氏《集注毛诗》主要用来校勘文字、判断文字是非。崔氏《集注》与颜师古定本同者十九,孔颖达《正义》每“定本、《集注》”并提。崔氏《集注》与定本既大同小异,其相异之处尤其值得关注。如《毛诗正义》于《魏风·汾沮洳》小序“汾沮洳,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句释云:“其《集注序》云‘君子俭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诸本序直云‘其君’,义亦得通。”旧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公路、公行、公族皆指大夫言,则《序》作‘君子’为是。”由此例可以看出,崔氏《集注》在保存旧本方面确有殊胜之处。究其原因,崔氏由北人南,得见南北诸本,故能博取慎择,择善而从。笔者认为,《集注》与定本及其他诸本不同者,可能是崔氏所见北学系统。而对这些相异之处,陆德明数称引之,可见崔氏带有北学色彩的《集注》在南朝传播较广。孔颖达则取其与定本同入《正义》,使其得以保存并进一步传播。由上例可以看出迁徙经学家为南北文本的交流与统一做出的具体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产生的影响,以南朝影响于北朝者较多。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是因长期以来北人崇尚南朝文化,故能自觉接受其成果而致。

综上所述,经学虽统一于唐,然此统一之势却非肇端于唐,更非在唐代一蹴而就,它是以南北朝以来经学融合态势的长期发展与日渐增强为前提,以此前经学家融通南北的长期的努力与实践为基础。失去了这一前提与基础,唐代即使有经学统一的强烈要求,其统一进程也难以畅通无阻。而在南北经学渐趋融合的过程中,迁徙经学家的贡献不可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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